本报记者李海涛李国龙
3月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潘显政就“实施战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今天新闻中心很荣幸地邀请到农业部韩长赋部长，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潘显政，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这一主题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
韩长赋：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一年一度，很高兴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三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农业转型升级，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主旋律，大家对此很关心。我愿意和潘显政同志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
韩长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又作了专门部署，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且中央也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我也了解到，这个战略提出以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广大农民更是欢欣鼓舞，可以说这个战略深得民心。中央提出乡村战略20个字、5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鲜明具体、瞄准了小康的短板。我以为，这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在农村的具体体现。
关于怎么样来实施这个战略，落实中央部署，推进乡村振兴，我们也在研究，也在谋划。最近，我们农业部启动了“百乡万户调查”，派了120个干部深入到30个省区市、60个村进行为期1个月的驻村调查，就是对农村基层，特别是乡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全景式调查，包括把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基层组织建设等这些情况都摸清楚，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第一手的材料。
现在各方面都在研究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方略，我也注意到媒体界的报道，还有此前其他新闻发布会大家提出的对这方面的关注。概括地讲，要抓好“三个重大”：
一是制定重大规划。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中国农村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我们又处在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需要有科学的规划来指引，这方面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编制规划，由发改委牵头，农业部和其他一些部门参与。总的考虑是，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从产业发展、乡村布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谋划，画好一张蓝图，并且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二是出台重大政策。乡村振兴体现中央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补短板，乡村发展还是薄弱环节，所以需要有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包括要贯彻“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方针。“四个优先”，就是要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围绕这些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我们要研究和出台相关的政策，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来增强农村的发展活力。
三是要实施重大行动。要贯彻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乡村振兴要真金白银地投，也要真刀真枪地干。总的来说，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补短板，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和陆续出台一些重大行动。比如说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3年行动，首先要给农民一个清洁、清新的美好家园；再比如说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打造一批富民强县的产业，因为产业兴旺、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再比如要打好3年精准脱贫攻坚战，首先要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这三个方面我们都会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乡村振兴的愿景一定是很美好的，形象地说，可以用“三个让”来表达：一是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就是搞农业不仅有干头，还要有说头、有看头、有赚头，农业将来是这样的。二是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一说农民，我们传统的概念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今后随着科技进步，随着产业发展，农民将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我们要让农民从身份称谓回归职业称谓，将来想当农民不容易。三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将来农村人不仅可以享受城里人那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而且还拥有优美环境、田园风光。农村将来会成为稀缺资源，会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当然这要经历一个过程，但是我坚信这一点。
韩长赋：你提了一个热点问题。确实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对于农民收入和积极性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价格也是生产的一个重要指挥棒。总的来讲，粮食收购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是个大方向，目的还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来引导生产、调节供求、调控进口。当然，你提到的问题也说明价格改革要很好地谋划，要兼顾政府、农民两头，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兼顾收购、加工两个方面，总体是求得一个平衡，保证改革平稳进行。
2016年国家取消了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通过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建立起玉米价格形成机制和对生产者的补贴制度。玉米收储政策改革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激活了市场，带动了加工，释放了库存，也减少了进口。实践证明，改革还是一举多得，也是大势所趋。
近期玉米价格反弹，我们也注意到了，平均来讲，比去年增加了一毛钱，有的地方还多一点。玉米价格一反弹，有些地方又想多种玉米了，我建议不要盲目扩种。因为毕竟现在玉米库存依然很高，国际市场价格也很便宜，所以不要盲目扩种。尤其是那些非优势区，种玉米不是很适合的地区，不要走回头路。因为这两年我们已经进行了调减，下一步还是要继续调整结构，多种市场适销的品种。
关于水稻和小麦价格的问题，现在看水稻供给也有点儿偏多，小麦的供求基本是平衡的。所以这是一个改革的契机，因此今年国家下调了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目的也是想进一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使小麦和稻谷的价格逐步向市场靠拢。
至于会不会对农民的积极性或者生产带来影响，实话实说，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会太大。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第一，因为小麦和水稻是口粮，所以各方面还是很重视的。第二，小麦和水稻大都是在基本农田里生产种植的，我们国家近些年进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水稻小麦基本上是旱涝保收，可以做到这一点。农民种小麦和种水稻，在目前的水平下还是有账可算的，所以也不会很大幅度调减。
当然，价格下调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也注意到农民的反应，所以国家在下调收购价格的同时，也对种粮农民采取直补的方式，适当地补助农民。现在籼稻和粳稻大概分别下调了0.1元到0.2元，这个下调带来的收入影响主要由政府和国家来承担，也是为了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引导农民种植优质水稻、种植强筋和弱筋小麦，这是我们的弱项。同时，在改革中加快完善补贴、保险等配套机制，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总体来讲，《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下一步粮食工作讲了一句重要的话，就是稳定和优化粮食生产，这是下一步我们工作的方向，也是需要落实的任务。
韩长赋：谢谢这位冈比亚朋友提的问题，我们是友好国家，中非关系是非常好的关系。你提的两个问题，粮食自给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粮食安全问题。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有13多亿人，所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保证十几亿中国人吃饭，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改革措施，以及推进科技进步、进行大量投入、建设农田水利、推进农业机械化等。所以，中国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1.2万亿斤，应该说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吃饭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总干事都说，中国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帮助他完成了一多半的任务。
你说到了非洲粮食自给自足的问题。确实，现在非洲整体上还没有解决粮食安全和粮食保障供给的问题，全世界还有8亿多人没有解决温饱。中国在这方面跟非洲国家进行了很多友好合作，比如说，我们在非洲14个国家建设了农业技术推广示范中心，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向非洲朋友们展示。再比如，我们帮助非洲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培训农业技术人员，我们派了大量的专家到非洲去，而且我们还请了非常多的非洲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部门的管理干部到中国来研修和参观。还比如，我们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方面，也给非洲一些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应该说，这些举措在非洲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对非洲国家的农业合作，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帮助是真诚的，不附加任何条件。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分享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这一点我非常愿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农业发展、粮食发展、农村发展建设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探索和经验。特别是在的基本制度方面，尤其是在土地制度方面，我们有一些重大探索和经验。我们愿意通过多种方式跟非洲国家、非洲朋友来分享。当然，国情不同，所以我们这些经验和做法也只能供参考和借鉴。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非洲国家、非洲朋友，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能发展得更好，早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生活更美好。
韩长赋：谢谢你的问题，也谢谢你的敏感。确实，2018年开年，农业部开的第一个会就是在福建召开的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会。我们在福建会上提出来今年是“农业质量年”。当然抓质量不止是今年，今年有一个更好的起点。我们在会上提出农业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这确实是我们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的转变。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们国家农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农业有了更快的发展。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我们的农民收入水平，我们的农业结构调整等，这些方面可以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跟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甚至跟本世纪初相比，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我们是8亿人吃不饱，现在是14亿人吃不完。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过去我们为了解决温饱，千方百计提高产量，所以就发生了开荒扩种、围湖造田这些事情，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都是为了解决数量够不够的问题。这些年，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成就巨大，数量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了，农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解决质量好不好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之前的发展和积累，完全有条件实现这种发展导向的转变。
因此，我们提出了“三个转变”：一是加快推进农业政策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包括财政政策，我们正会同财政部研究建立绿色发展导向的财政补助政策。二是发展方式由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向节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农业科技由追求增产转向更加注重优质、安全、高效、生态。所以，这是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你讲的转型升级往哪儿转、怎么转的一个内涵。
按照这样的方向和要求，我国农业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水平。概括地讲，发展目标和转型的要求是“六个高”：一是产品质量高。绿色、品牌农产品要增加，要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二是产业效益高。使农业投入产出账更有得算，农业的增值空间更大。三是生产效率高。农业生产更加绿色，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全面提高。四是经营者素质高。新型职业农民要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要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力量。五是国际竞争力高。我们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要占有一席之地，我国是农业大国，我们的农业贸易要和大国地位相称。六是农民收入高。乡村振兴最后一句话是生活富裕，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所以，我们要增加新型经营主体的收入，同时也要使小农户有好的收入。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六个高”，农业转型升级、新时代中国农业会是一幅更好的图景。
韩长赋：你提了一个重要话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觉得这反映了大家对土地制度的关切，也反映了对中央决策的拥护。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重大制度安排，是送给广大农民的一个政策大礼包。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意义有很多，至少有这么几条：第一，这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进行了两轮承包，大家都知道，开始是一个15年，后来延长30年，这次承包到期之后下一轮承包再延长30年，将使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在75年，这是体现长久不变的，而且这意味着今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会改变，也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基本权利不会改变。这给农民吃了“定心丸”。无论是拥有承包地的农户还是流转承包地的新型经营主体，大家都有了稳定的预期。
第二，这有利于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家都知道，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适度规模经营。适应土地流转的需要，中央出台了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办法，现在又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实际上实现了土地承包“变”和“不变”的辩证统一。可以说这是农村改革重大的制度创新，既满足了农民稳定承包权的需要，又满足了流转经营权的需要，所以有利于形成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发展现代农业。
第三，这个政策安排与第二个百年战略构想在时间节点上高度契合。新一轮承包期再延长30年，时间上大体是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届时我们国家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时候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城乡人口结构，包括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再延长30年，既稳定了农民的预期，也为届时进一步完善政策预留了空间。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制度安排。这项改革在党的十九大提出来以后，农业部按照中央的部署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要确保决策落实、政策衔接能够平稳过渡。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也有一些农民关心，比如如何考虑人口增减变化，有些确实二轮承包没有拿到地，有多种因素，有的是新增人口，有的是当时粮价低，搞农业收入低，然后出去打工了，就没有参加二轮的延包。还有你讲的如何处置举家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的问题，农业部也在研究，我们将配合相关部门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研究具体的政策，指导地方来妥善解决。
关于解决地多地少的问题，总的原则还是坚持承包地大稳定、小调整，尊重农民意愿，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村集体民主协商解决，总体上承包地要基本稳定。
我特别说一点，解决人地矛盾的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无限的细分、均分有限的土地资源，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地块越分越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通过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统筹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举家进城落户农户的承包地，现有的政策是退与不退尊重其自愿，鼓励他依法有偿地退回村集体。到二轮承包到期的时候，也将会依法和依照农民群众的集体意见来解决这类问题。
韩长赋：这些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阶段性的供大于求与有的品种供给不足并存。现在，我们的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针对这个问题，按照中央的部署，我们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两年主要是引导玉米种植的调减，主要是调减“镰刀弯”地区的玉米种植。这两年累计调减种植面积5000万亩，主要增加大豆1900万亩，杂粮1000万亩，还有青贮玉米以及粮改饲1000多万亩，应该说效果是好的，结构是趋向合理的。
现在看，水稻也偏多，特别是东北粳稻出现了库存积压。所以，我们要顺应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来引导调整。重点是调减资源消耗比较多、非优势区的水稻生产。当然，这种调整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粮食生产了。所以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适度调减玉米和水稻，绝不是要放弃粮食生产，而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法减法一起做，在稳定和优化粮食生产的同时，调优产品结构，调精品质结构，调高产业结构，从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促进农业供求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实现平衡。
下一步，既要调整结构，又要保证粮食安全。主要是以下一些考虑：
一是坚定不移地稳产能、保口粮。根据供求形势的变化，我们不追求年度产量，而是要确保产能稳定，产能稳定就是有需求时能生产、能供得上。我们要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国家规划到2020年要建设8亿-10亿亩高标准农田，还要划定9亿亩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就是让这些主产区、优势区保证粮食生产。在科技方面，要推进农业机械化，推广优质高效和绿色生产技术，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户种粮的积极性。
二是继续优化粮食生产结构。虽然粮食是特殊商品，但它也是商品，所以也要适应市场的变化来调整生产，特别是调整品种结构。
三是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推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高了，主食吃得少了，肉蛋奶消费量上去了，但肉蛋奶也要靠粮食来转化。我们要大力发展肉类、牛奶、禽蛋、水产、食用菌、蔬菜、水果这些产品来满足人们更好的需求。
韩长赋：我确实说过这句话，我说我们搞农业是“三搞”，要给全国人搞饭，给农村人搞钱，给城里人搞绿。当然这是形象的说法。我觉得“三搞”都很重要，都不能放松，但是当前农业绿色发展确实很紧迫。我们要在农业发展中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体制机制这些方面都要下功夫创新，让农业回归绿色的本色。
现在农业部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正在采取这样一些措施：
一是健全绿色发展制度。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合理利用资源的制度，比如说，去年中央已经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东北地区开展轮作试点，支持河北地下水漏斗区和湖南的重金属污染地区的耕地开展休耕试点，效果都不错。《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一方面要推进面积扩大，使部分耕地能够休养生息；另一方面要建设制度，形成轮作休耕的一些制度。
二是强化绿色科技支撑。过去我们科技研发重点是围绕增产，今后要调整科技创新的重点和方向，大力支持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绿色环保技术的开发，目的是适应绿色发展要求。
三是实施一批绿色发展重大行动。我们现在正在实施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就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东北地区秸秆处理、农膜回收，还有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等行动。同时，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已经先期认定了40个市县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先行区，探索经验，带动全国农业的绿色发展。
中国食品安全报、中国食品安全网记者：我们知道，农业部开展了抗生素残留在养殖环节的监测，请问韩部长监测情况怎么样，也想问一下是否有数据可以公布？
韩长赋：这是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我多次讲过，这个问题请潘显政同志来回答。
潘显政：关于养殖环节抗生素监测问题，农业部高度重视，我们坚持“产管”结合，标本兼治，推出监管的硬措施，打好整治的“组合拳”，深入推进兽用抗生素的综合治理。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控准入关口。就是把好准入关，坚持“四个不批准”，就是不批准人用重要抗生素作为兽药生产使用，不批准用于促生长的抗生素用于兽药生产使用，不批准易蓄积残留超标的抗生素作为兽药生产使用，不批准易产生交叉耐药性的抗生素作为兽药生产使用。二是强化风险评估。坚决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兽药，我们近3年禁止了8种兽用抗生素用于食品动物，禁止了1种兽用抗生素用于动物促生长。三是推进综合治理。持续开展了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实施了促生长兽用抗生素逐步退出行动。四是实施智慧监管。就是完善我们国家兽药基础数据信息平台，健全兽药的“二维码”电子追溯管理系统，实现兽药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通过这个信息平台都能够管控。2017年，我们对猪肉等主要畜禽产品，监测了包括抗生素在内的14类70种药物的残留，合格率达到99.7%。下一步，农业部将狠抓兽药残留监控和细菌耐药性方面的监测，推进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可追溯管理，引导养殖者“少用药”“用好药”，保证我们畜禽产品的安全。
韩长赋：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高这个问题上，我们坚定不移，坚持不懈。
韩长赋：转基因问题是每次记者会必说的话题，我也多次回答过。我想你提的这个问题，具体请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潘显政先生回答。
潘显政：谢谢你的提问。你提的第一个问题，实质上是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问题。农业部在多个场合回答过这个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我们对转基因的管理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就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安全评价和安全管理，只有通过安全评价后，方可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第二，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路线图进行。首先是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比如说棉花等，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其次是一般的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第三，充分考虑产业的需求，重点解决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抗病抗虫、节水抗旱、高产优质等方面瓶颈问题。关于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问题，我们也是按照以上三点来执行。目前，我国只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木瓜商业化生产，没有批准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境外贸易涉及到商品安全证书发放的问题。我们对贸易商进口安全证书的审批和发放的政策没有调整，就是依据法规科学审批，审批的标准没有变，审批的程序没有变，审批的时间也没有变。
至于你提到有的公司没有获得审批，这是因为他们的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没有通过专家的评审。审批是严格的、有程序的，要进行专家的严格评审。只要是符合要求的申请，我们都会正常发放安全证书。
中国农村杂志社、农村工作通讯全媒体记者：现在有很多城里人也很向往农村的田园生活，也想到农村购买一块宅基地，但他们心里存在着疑惑，政策上允不允许这么做，韩部长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农村宅基地将怎样进行改革？
韩长赋：你提的问题也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很多城里人关注的问题。我用三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盖房子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宅基地是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只有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才能依法依规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有的权利，而且原则上是一户一宅。所以，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现行法规政策是不允许的。如果城里人买了宅基地，在上面盖一个别墅或者搞个私人会所，那更是不允许的。这是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宅基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资格权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
第二，闲置的农房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农村现在有不少地区出现了“空心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农房闲置，只有过春节了才回来住一段时间。闲置农房放在那里，任其破败，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与此同时，很多城里人到农村创业发展，对利用闲置农房有需求。所以说，如果能把闲置农房利用好，既可以给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又能够给到农村创业的人员提供创业场所，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第三，宅基地“三权分置”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路子。我国的农村承包地已经实现了“三权分置”，就是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这也可以借鉴引用到宅基地以及闲置房的使用上。所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来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就是在坚持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资格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础上，适度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权。
韩长赋：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是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贸易方面有广泛的合作。农业合作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合作成效，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优势。中方高度重视中俄的农业合作，也积极支持企业开展这方面的合作。在贸易方面，去年我们双边的农产品贸易额突破了40亿美元，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的海产品、油籽、粮食，我们也向俄罗斯出口了水果、蔬菜、淡水产品，双边贸易丰富了两国人民的餐桌。我们的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中俄两国农业部正在联合编制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湖地区农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出台以后可以为双边的农业合作提供更好的指引，为农产品贸易以及双向投资带来更多的便利。总之，我们对中俄农业合作，包括投资贸易和技术人员方面的合作，前景看好，也充满预期。
韩长赋：因为时间关系，我简要做一个回答。第一，中国和塞拉利昂是友好国家，我曾经作为主席特使去塞拉利昂访问过。中国重视加强与非洲、与塞拉利昂的农业合作，而且我们愿意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能够争取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第二，中国的大米是安全的，你听说的“塑料大米”绝无此事。
关于怎样合作的问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加强对非洲的农业技术援助、人员培训、政策交流，支持企业去当地投资，帮助发展农业，帮助当地的民众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今后我们将会继续加大合作的力度。我们很愿意分享交流发展农业的经验，据我所知，塞拉利昂也曾经有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管理干部到中国来访问和学习交流过，请你转达中国朋友对塞拉利昂人民的问候和祝福。
主持人：谢谢，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韩部长、谢谢潘主任，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参加。